第二次中國古代的政治秩序與制度工作坊紀實-李志鴻

第二次中國古代的政治秩序與制度工作坊紀實

李志鴻/台大歷史碩士班三年級

第二次中國古代的政治與制度工作坊於民國101年9月7號在台大歷史系會議室召開,本次會議由五位學者發表論文,分別是台大歷史系副教授方震華先生、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李昭毅先生、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金仕起先生、東海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張文昌先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鄭雅如先生。(以上依據學者姓氏筆畫排序)在這次會議中,五位學者分別以不同的議題和視角,探討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秩序。

本次會議的開幕式由台大歷史系系主任甘懷真先生主持,甘先生期盼本次會議可以促進學者和學員們彼此意見的交流、討論和切磋,深化我們對於本次會議各項議題的認識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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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場會議由鄭雅如先生主持,金仕起先生主講,講題為「晚周秦漢的癃」。金先生認為這個議題不僅是醫療史的題目,更是涉及中國古代基層社會的重要課題,他試圖結合醫療史和基層社會的統治視角來思索「癃」。首先,透過癃字的探討,金先生強調該字的定義並不固定,在古代也可能沒有標準化的認識。簡要地說,在古代文獻中,古人對「癃」的認識有其連貫處,也有其斷裂處。第二,「癃」這類人在古代的基層社會中,由於身體上的缺陷,國家會給予賦役的優待。在此,金先生特別強調我們可以思索「癃」這類人是否也反映了古人對於美好、完整身體的想像。第三,在地方基層社會的行政運作中,可以發現「癃」的認定由基層社會中的里正、伍老在鄉邑進行審驗。然而,由於「癃」的認定標準有其模糊性,在後世史料中,我們可以發現地方社會上出現「癃」的浮報情況,金先生認為這樣的現象可以放置在國家和社會力量的彼此角力來思索。

會議討論時,學員們發問相當踴躍。台大歷史博士生林楓玨先生認為「癃」涉及不同地區人們對於美醜的主觀看法,並且中國範圍相當廣大,「癃」這類人在基層社會中可能很難有一個普遍的定義;李昭毅先生也持相同觀點,詢問金先生如何在這樣的情況下進行研究上的論證和討論;清大歷史系博士生許凱翔先生針對「癃」和古代信仰的關係提問;台大歷史系博士生楊曉宜分享自身閱讀吐魯番文書和研究法制史的看法,供金先生參考;台大歷史系博士凃宗呈先生則針對如何結合醫療史和法制史的研究提問。以下是金先生的回應,他認為「癃」的研究仍待開發,他想促進該議題的研究,以便往後學者可以更加深入思考這個課題。最後,再次強調結合醫療史、法制史的視角探討、思索中國古代歷史中的「癃」,這也是本篇論文的特色所在。

第二場會議由張文昌先生主持,主講人為李昭毅先生,講題為「漢武帝時期侍衛組織的變革—期門、羽林系統的成立」。李先生強調過去的官制研究比較靜態,比較少詮釋官制制度的變化,因此,他嘗試從推動官制變化力量的視角,探討漢武帝時期的侍衛組織的變化,並從皇帝、皇宮的防衛、外部的政治因素等來探討漢代期門、羽林侍衛組織系統的成立。首先,關於期門的成立,除了以漢武帝喜愛打獵的性格來探討期門的成立外,講者推測期門可能是以「武騎常侍」這類官職演變而來。第二,關於羽林的成立,認為可能和建章宮的建立和漢代加強中央防衛力量有關,在制度淵源上則可能和「離宮屯騎」有關。第三,以外部背景來討論期門、羽林系統的成立,推測可能和國家新的郎選制度有關。最後,強調期門、羽林兩系統的成立,可能與漢武帝採取漸進式的軍事改革有關。

以下為問題討論與回應:方震華先生認為這篇論文似乎在行文上,有將文官、武官二分的情況,他以為可以再考慮當時是否有如此明確劃分的情形;台大歷史系博士古怡青先生,針對期門、羽林的職責、身份、功能提問;台大歷史系助理教授宋家復先生針對論文的性質、論證、研究方法提問。李先生針對上述諸點一一回應,認為文武之別在當時確實很難明確劃分。另外,漢代的兵制可能是徵兵、募兵並行,郎官也是選募而來。最後,再次強調期門、羽林兩系統的成立,可能是基於漢代國家局勢的轉變,因此出現新的軍事制度。

第三場會議由方震華先生主持,張文昌先生主講,講題為「古聖與今王:唐宋制禮基點的討論」。張先生強調這篇論文的旨要在於界定唐宋制禮基點的討論,認為中國長期有編撰禮典的傳統,對應著一套官定的禮儀制度,然而「禮」涵蓋面很廣,有其模糊性,「禮」到底是制度性的規範還是道德性的規範,是他核心的關懷。全文透過介紹國家禮典的編撰、禮典在概念上的界定、禮典的定位等層面探討禮典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性。最後,透過文獻學的視角,考察禮典入經部的情況,強調禮典在宋代,不只是理想,可能也有歷史現實的需要。

針對張先生的報告,凃宗呈先生詢問「禮典」在文中的內涵與定義為何;鄭雅如先生提問關於國家禮典與家禮兩者的關係;方震華先生提示後周世宗編撰禮典與宋初禮典的編撰應有若干聯繫的關係,另外,認為這篇論文在結論處,和過去學界對於宋史的理解似乎有落差。最後,詢問講者宋人如何看待古聖、今王的問題。針對以上問題,首先,張先生強調其研究著重在國家政治力與禮典的關係,以此探討國家的政治工程和禮典的編撰。關於家禮和國家禮典的問題,認為家禮在中古以前,主要規範的範疇是士大夫之家,在《大唐開元禮》中,則試圖將作法延伸至庶人。到了宋代,士人則以自身需求重視家禮,漸漸不再以國家禮典為規範;後周、北宋的國家禮典編撰的課題,可以參考講者發表在《早期中國史研究》的文章。最後,甘懷真先生提示「禮典」一詞的使用值得反思,認為過去禮的研究主要放置在法制史的脈絡中理解,故使用「禮典」一詞。

第四場會議由李昭毅先生主持,發表人為鄭雅如先生,講題為「唐代的家與國家—以追贈先世、立廟祭祀為討論中心」。透過這篇文章,鄭先生探討唐代國家如何看待、介入士人家庭的孝道實踐。由於唐帝國將官員的選任權力歸於中央,並採用本籍回避政策,造成唐代士人的「宦遊」。在這樣的情況下,士人在國家的新政策下如何行孝成為重要課題,鄭先生認為這可以透過倫理的「法制化」與士人行孝的「體制化」來思索這個議題。首先,關於追贈先世的課題,他發現這樣的做法可能和唐代皇帝推動孝道以達到士人盡忠的目的有關。換言之,人臣盡忠,皇帝賜與士人榮親之恩,將臣子為國家盡忠幾乎和孝道劃上等號。簡要地說,在本質上,皇帝提倡孝道,鼓勵臣子對皇帝盡忠,以達到統治的目的。第二,是關於家廟祭祀中的身份秩序,他發現在家廟祭祀中,政治身份非常重要,並且祭祀祖先的禮儀與身份秩序密切相關。此外,在家廟祭祀的原理上,是立基於皇恩,士人立家廟的資格只問官爵,不問嫡庶與重視直系祭祀。因此,當時也出現分支立廟、一家數廟的情況。最後,鄭先生強調政治身份會影響家內秩序,並且皇權介入官員行孝的程度越來越深,也就是國家透過提倡士人行孝,來建構「以忠成孝」的家國關係。

在問題討論與回應時,許凱翔先生認為鄭先生的研究相當精彩,請教官員行孝制度在歷史上的變遷過程,並詢問如何看待唐代士人如果無法達到官品立家廟行孝的問題;張文昌先生詢問唐代是否有官員僭越禮制立家廟的例子;李昭毅先生提問行孝制度在唐玄宗時期體制化的說法;台大歷史系碩士生李志鴻提供佛教和中國中古王權和行孝的看法,認為在中國中古佛教聖王觀的論述下,君民關係也是以父子關係來呈現,另外,中國中古時期的人們常透過建立佛寺替父母祈福,或許可以納入行孝議題的考量。針對上述問題,鄭先生認為論文透過追贈先世、立廟祭祀兩者,思考中國官方提倡官員盡孝來達到臣子為國盡忠的目的;關於唐玄宗以降的行孝體制化的問題,由於唐玄宗以降的君王多有追贈先世、立廟祭祀的作法,因此稱此時期的體制化起源於唐玄宗時期。最後,贊同中國中古佛教的視角值得關注,未來會再繼續思索和參考。

第五場會議由金仕起先生主持,方震華先生主講,講題為「才兼文武的追求─唐代後期文士的軍事參與」。本次演講的核心問題是安史之亂後,唐代讀書人是否能在軍事上有所表現。在唐代前期,軍功是官人升遷非常重要的媒介,許多士人透過軍功入相,並且,唐代前期皇帝喜愛派朝中重臣統兵作戰。到了玄宗時代,開始出現高官排斥軍功的情況,強調宰相必須擁有學術能力,不能只憑軍功拜相。值得注意的是,安史之亂後,開始出現批評儒士不會作戰的批評聲音,到了唐代後期,即使文臣立了軍功,也難長期擔任軍職,這是和唐代前期相當不同之處。

另外,此時期武臣也開始成為負面詞彙,值得注意。肅宗之後,可以注意文臣統兵的歷史意義,由於唐末藩鎮割據,此時文臣統兵代表著兵權由皇帝授與和掌控,儒臣統兵也有該地區的節度使可以被中央控制的意味。到了憲宗時期,更加積極運用文臣統兵,當時也出現一部分文臣試圖打破文臣不擅長軍事的看法。這時期的兵學與文臣關係密切,文人用文字抒發他們對於軍事的看法,提倡兵學,代表性人物為杜牧,特色是強調軍事,但是瞧不起武藝,這是此時期的新趨勢。最後,探討文臣在軍事上失敗的因素,除了可能文臣個人缺乏軍事訓練的因素外,由於文臣經常輪調,導致無法和地方軍隊深刻結合,也是重要的原因。

以下是座談時間,台大歷史系碩士生宋彥陞詢問論文頁6史料上關於「儒臣」一詞的認識,認為儒臣可能只是政治語言,並不符合當時的歷史事實;古怡青先生認為文、武官如何區分很困難,尤其論文中使用武臣、文臣、文士、儒臣這類詞彙,其定義為何?許凱翔先生則以戰術、戰略的視角進行提問;鄭雅如先生詢問郭子儀在唐代後期的形象為何,以及郭子儀在唐宋歷史中如何被看待;甘懷真先生提問為何在唐末北宋之際,從一個唐代後期武人藩鎮的時代到北宋批判武臣的時代,這個變化究竟為何?方先生在回應時認為,儒臣一詞在史料上是政治語言沒有錯,但是須注意該詞可能強調軍權受朝廷的控制。第二,文武臣的分類問題相當複雜,涉及官職、身份兩層面,其中也有文、武交涉的情況。在這篇論文,對於文士、儒臣這類詞彙指的是讀書人。第三,中國傳統兵權可能沒有明確區別戰術、戰略,並且唐代留下的兵書很難研究,實際情況並不清楚。第四,感謝鄭先生的提問,這個課題值得思考,印象中過去並沒有太多郭子儀這方面的討論。最後,唐宋之際,才兼文武的理想是延續的,但是在現實上無法完成。北宋的文臣可能完成了杜牧的理想,建立了文臣統兵的模式。

綜合座談由甘懷真先生主持,認為今天五篇論文都相當有趣,也從不同的議題、層面、視角回應了今天會議的主題。以下,是甘先生精闢的總結:金仕起先生的研究觸及了古人如何認識身體和分辨良賤的問題,並且從基層行政和法制史的多重視角討論這個議題,相當有助於我們認識這個課題;李昭毅先生則以一個具體的個案來探討漢武帝時期的軍事制度,值得稱許,期許李先生未來可以繼續這方面的研究;張文昌先生的研究和甘先生的研究淵源甚深,張先生長期致力於禮典的研究,值得我們參考;鄭雅如先生的研究,「家」與「國家」也是甘先生長期以來的關懷。近年來,甘先生以「天下」、「國」、「家」來探討這個課題,他認為唐代的家廟是「天下、國、家」結構下的「家」,「家」有其濃厚政治意義。值得注意的是,「家」與「家」的關係非常重要,然而,究竟「家」與「家」的關係在歷史上何時結束?值得未來我們思考;最後,方震華先生的文章相當有趣,文士、文人、士人這些詞彙的使用值得我們再三思索,中國古代以降的文武教育的演變的課題,值得我們繼續深入探討。

金仕起先生認為今天討論的主題觸及的層面相當廣大,簡要地說,就是探討歷史上如何統治的課題。關於「癃」的議題,也涉及了地方基層社會統治的課題,不只是醫療史的題目。另外,方老師的文章相當具有啟發性,讓我們進一步思考學、術之爭。

方震華先生認為歷史常常是人為創造出來的,文武之別可能是文、武兩組相對應的概念。另外,如何理解和詮釋文臣、武臣的在歷史上的比例、程度高低,值得關注。最後,今天許多學者將過去傳統的課題,運用新的方法和觀點,賦予了這些課題新穎的意義,相當有意義。

張文昌先生強調禮典的研究上應該重視制度層面,尤其不可輕易忽略制度框架的形成。關於禮的研究,他特別重視如何將死的制度透過儀式來操作的意涵,以及國家是否透過政治力量將禮貫徹至整個社會。

甘懷真先生回應中國是一個文字記錄發達的文明,歷史學研究常受到文獻的限制,尤其是官方的文獻。然而,官方認定和民間的觀感,可能並不相同,值得我們反省和注意,例如美醜的觀念也有可能受到官方力量的影響。

許凱翔先生認為方震華老師的研究相當重要,尤其對於研究文人參與軍事的學者而言,這篇論文所觸及的用詞、內涵與詮釋,相當值得參考。

方震華先生回應,認為技術性的東西在歷史上容易失傳,原理性的概念則容易傳承,但也並非絕對。中國古代軍事史的研究相當困難,尤其是兵書中的術數,相當難研究。最後,強調這篇論文主要是要探討政治上的軍事控制的情形。

李昭毅先生認為他有一部份的研究涉及帶有軍事色彩的職官,例如漢代的郎官。在他自己研究的經驗中,常常發現這方面的研究受限於材料。甚者,有些研究在概念的界定和掌握上更是困難。最後,他期盼未來可以繼續關心制度史的新走向。

鄭雅如先生談到中國中古史的「家」是他相當感到興趣的課題。在研究該議題時,常常發現同樣的字、詞在不同的文本、詮釋脈絡中,可能擁有不同的意涵,尤其在唐代,文本的解讀常常有著曖昧的情況。最後,他認為唐代高級士族可能較貼近政治意涵的「家」,但是在庶民層次,「家」可能與家族親屬關係比較密切。

在會議尾聲,甘先生重申政治史是仍是相當有趣的學術課題,學者除了考證史料外,應賦予研究更多的「新意」。在史學研究方法上,他提倡文獻史料與考古材料並重的態度,並且強調歷史學的研究不分新、舊,只要是「好」的研究,就是好的歷史研究。透過本次會議的示範,他期許與學者和與會者未來繼續發揮新意,採用新視角和新方法,繼續深化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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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1)

    蕭麗華九月 30th, 2012 at 1:33 上午      

    這是一篇有深度的會議紀要,工作坊的主題與內涵能豐富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