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海租」:《通典》解讀劄記-甘懷真

關於「海租」:《通典》解讀劄記

甘懷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本文亦刊登於「甘懷真的日誌」

「通典導讀研導」課解讀《通典》〈食貨典‧雜稅〉條,其史料如下:
   宣帝時,耿壽昌奏請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予人,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上不聽。
 這段史料是文面容易,但實指難明。於是我們參考其出處的《漢書‧食貨志》,並同時參看其上下文,如下:
   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

 以下是我與這門課同學一起討論的若干成果報告。
 我們先看《漢書‧食貨志》。以下先略述大意。
 宣帝即位後,班固認為因治吏治革新,即「賢良」之士為官員,亦即儒者為官員。由於重農政策生效,故人民土著,農業豐收。但因為豐收反而造成穀價下跌,農民沒有得到好處。當時的的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故得皇帝的寵信。其義是指耿壽昌能從政府財政合理化的立場,而以商業的手段經營政府的敗政。在宣帝五鳳年中,他提議以購入「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的穀以提供長安使用。這些地區較近京師,相較於關東漕運可以省大量人力,史料說是省「過半」,即可省三萬人力。且這是一石二鳥之計。〈食貨志〉在這一段之前敘述趙過的代田法造成農業豐收,主要的地區即上述三輔等地。豐收反而造成了穀物下跌,如前所述。耿壽昌提議以「糴」的手段,即購入這些地區的穀物,並以較高的價錢,因此農民也得到利益。
 又,耿壽昌提案增海租三倍,而成為朝廷政策。《漢書‧食貨志》錄了反對者的意見,即蕭望之的意見。他是御史中丞,他舉了一位他的屬下徐宮的經驗。徐宮家在山東半島北邊的東萊。過去東萊曾被課以海租。但海租一加,魚就不來了,即無魚穫。我們無法判斷徐宮所講的這加海租是否是耿壽昌所提案的這一次。徐宮又轉述其家鄉的長老之說,在漢武帝時,朝廷派駐在地方的機構曾經「自漁」,當是政府自設漁場,由政府所屬的漁民捕魚。結果「海魚不出」。其義當指政府的這個漁場捕不到魚,而不是指所有的漁場都捕不到魚。蕭望之還用了一套學理來說明他所指出來的事實。他說,根據陰陽相感的理論,「物類」會想感應,即物與其對應之類會相感應,魚是對應漁民。換言之,漁民因為具有某種宗教性的力量,才可以使得「魚乃出」,也才捕得到魚。換言之,政府所屬之人因為非是與魚同類,故魚不會出。
 蕭望之用同樣的陰陽理論批評耿壽昌的政策。政府因為要從事糴米,使能順利運到長安,故要在河道上築倉庫並造船。花費超過二億錢,並動用了無數的勞動力。因此會出現「旱氣」,即會缺雨,農民會受災。他向皇帝批評耿壽昌「商功分銖」,即只計較政府如何通過商業而獲利,不管政府的存在的信念問題。在漢文帝宣告農本政策,以及西漢中期以來的儒教運動,這無疑是負面的評價。且批評耿壽昌沒有深謀遠慮,希望不要採耿壽昌的政策而回到之前。但皇帝沒有採納。
 班固肯定了耿壽昌的關中漕運改革,的確獲得了效益,故推廣到邊郡,邊郡也造倉庫。班固也說明了此「常平倉」的作法。即政府成為公司。在農作物豐收而穀物下跌時,政府以高於市場物價收購穀物;而當穀物價格高時,政府則以低價賣出。班固稱讚此為便民之法。耿壽昌因獲到的更高的官爵。標點本的這一段最後是記蔡癸擔任「好農使」至各地「勸農」,而升至「大官」。據《漢書‧藝文志》,知蔡癸為當代有名的「農家」。
 班固是一位農本主義的儒者無疑。這類漢儒主張所有的政策應以創造、扶植農民為本。他對於耿壽昌是正面評價。因為耿壽昌的漕、倉之法是有便於民。只是在這段紀錄中,插入海租一段,是有點奇怪。若我們相信這沒有抄寫、編輯上的錯誤,則《漢書‧食貨志》提到海租應是配合其上下文。若是如此,則加三倍海租的目的可能有二。一是增加朝廷的賦役收入。二是作為農本政策的一部分,對非農業民加稅。第一項應不是重點。雖然耿壽昌被班固說成「善為算」、「能商功」,但我們不要誤以為這些官員是農本政策的反對者。即使在「鹽鐵論」時,無論是大夫或賢良、文學陣營,皆不反對農本。問題點反而是在農本的前題下如何制定財經政策。即使是像耿壽昌這樣的商功派官員也不會主張任意加稅,尤其是對農民。而海租是針對非農民的海民。故我認他的重點是有為朝廷增加收入的目的,且對象不是農民,故有正當性。只是一次加稅三倍,實不可思議的多,幾乎就是要摧毀該產業。所以我們才推測這是作為農本政策的一環,要使沿海的人民可以從漁業轉而從事農業。
 有趣的是,〈食貨志〉錄了蕭望之的反對意見。蕭望之的意見已如上述。只是,我們沒有史料可以知道何謂海租。海租是相對於田租,是官方對於使用海作為生產所得的收稅。海租的對象應不只是漁民,也包括製鹽者、海上貿易者。我們可以方便稱他們為海民。而進一步推測,這種海租應不是收實物,而是收錢。這從漢代一般賦稅的原理可以推知。我也認為,政府不是向個別海民徵稅,而是向一個海民團體收稅。這個海民團體型態為何?我目前沒有蒐集到足供討論的史料,故難判斷。但我更認為它是一個豪族單位,即豪族首領所經營的生產單位,姑且稱之為海場。更直接說,官方是向海場經營者課徵海租。我們可以推想,這類豪族控制沿海的陸地與海域,支配當地人民,設置所謂海場。而朝廷以海為天子之財產為理由,向這類海場從海租。
 蕭望之提供了我們另一個可以追尋的資訊,即東萊。東萊位於山東半島北部,今天的威海、煙台、蓬萊皆屬於該郡。它位於環渤海灣區,無疑在當時是重要的海港與海產地。我曾研究漢代的「海賊」,(〈中國古代山東豪族與海的關係〉,宣讀於「2011年度世界海洋文化研究所協定會國際學術大會:The Formative History of Sea-port Cities and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of Sea-areas,釜山,韓國海洋大學,2011年4月)發現漢代東萊地區是所謂「海賊」的大本營,時間在西元第二世紀。海賊是官方的稱呼,若客觀描述,他們是海的經營者,或稱之為海民系豪族。
 從海租的徵收可以看出東萊自西元前第一世紀即與漢朝廷間有衝突與矛盾。漢朝向這裡的海民系豪族徵收海租,在宣帝時甚至要調高至三倍。這些海民與朝廷的衝突還出現在漢武帝時「縣官嘗自漁」。其義當指朝廷派駐當地的機構自行設置海場以捕魚,但生產成效不佳,故當地之人嘲笑說「海魚不出」。蕭望之說:「後復予民」,可見政府是收奪原來當地人民的海場而非新闢。我們可以再推測,第一世紀之後,海民系豪族控制了東萊,甚至是環海域地域。也伴隨整個漢代豪族化的歷程,這裡的豪族也發展出地方武力,而被漢朝稱之為「海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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