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紀實】『臺灣大學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專書出版』工作坊紀實-李孟衡

『臺灣大學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專書出版』工作坊紀實

李孟衡/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近年來,臺灣大學文學院中文、歷史、日文與人類學系教師陸續透過相關計畫,以「東亞文化」為主題進行合作,建立跨系所的學術研究交流。2011至2015年在原有的基礎上再次集結了此四系二十三位學者,共同執行本校文學院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計畫;計畫共同的研究課題是東亞各地域間的文化交流。本計畫的學者包括文學、文獻學、歷史學與語言學研究者,我們不是要轉而從事所謂東亞的研究,而是嘗試從一個新的觀點與立場再次來檢視與展開各自的專業課題。從不同的學科,不同的訓練背景,運用不同的知識理論以探究共同關懷的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與在地詮釋。

在邁入第五年之際,本計畫擬出版專書展示計畫成果;並於2014年9月27日假臺大歷史系會議室辦理『臺灣大學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專書出版』工作坊,邀請計畫學者就出版專書中論文之初步構想進行交流、討論,並為專書的出版方向凝聚共識。

DSC03171

活動照片鏈結

本工作坊一共分為四場,第一場由徐興慶、高嘉謙、曹淑娟、黃鈺涵等四位教授報告。徐教授報告的題目是「東亞視域中的北島雪山、細井廣澤、柳澤淇園的中國學問」。徐教授指出,北島雪山自幼便隨日蓮宗妙永寺住持日収上人修習朱子學,後又赴長崎探求中國學問,並受明朝渡日文化人愈立德影響,先後鑽研陽明學與書法,奠定了德川時代「唐樣書道」的基礎,興起「雪山流」之書風。此外,其又培養出了如日本篆刻先驅細井廣澤與柳澤淇園等弟子,使其書風普及於江戶知識階層。而北島本人在汲取中國學問時,又與其時幕府儒官多有互動。因此,徐教授擬自中日人物學問交流的角度切入,探討北島雪山、細井廣澤與柳澤淇園的學問、書法等對德川社會的影響。

曹淑娟教授報告的是「敕撰三集的池亭書寫」。曹教授指出,平安時期的池亭書寫,既有對當時中國文人書寫的學習,亦有新的開創。舉例而言,平安朝文人與李白、劉禹錫等皆作有〈十詠〉而流傳後世。若仔細觀察,可發現李白的〈十詠〉比較接近對自然山水十景的描寫,劉禹錫則傾向文人園林中的十景。而平安朝文人的〈十詠〉書寫,則較近於劉禹錫。所不同之處在於,在平安朝文人筆下,若題目中有月,詩中必有月,且以之為韻;若題目中有船,詩中必有船,且以之為韻,此係中國文人所無,故為平安時期文人學習後之新創。諸如此類,都十分值得注意、開展進一步之研究。

高嘉謙教授報告了「華語語系的漢詩視野語文學史論述:南海視域與近代漢詩」。高教授指出,自史書美、王德威等人提出「華語語系」的概念以降,傳統的「海外華文文學」或「世界華文文學」等術語便招致了帶有「中國中心」與「中心-邊緣」立場的批判,並使移動到各地的華人與融合了在地語言與各自方言的華語語系文學創作,有了多音與多字的特色,呈現了其擺盪於離散與在地化之間的複雜內涵,有別於以往的華語/華文文學單向生產的論述。然而,漢詩因其獨特之書寫方式與特質,反而是最具中國性的文學產物。如此,史書美所持之華語語系理論,是否亦可作為理解境外漢詩文學史的參照?因此,高教授擬以海洋為起點,觀察移民與遷移下的境外漢詩,並思考「海洋」對漢詩可能產生的意義。

黃鈺涵教授發表的題目是「日語文末表現之跨文化語用」。黃教授透過問卷,調查了一定時數以上的日語學習者與日語母語者間,在表達疑問或推測時所使用之語尾之差異。調查結果顯示,臺灣日語學習者多使用「だろう」、「でしょ」等表達方式;而日語母語者,則會依據對方的地位選擇使用不同的文末表現。其中,女性的日語母語人士更常使用「だろう」、「でしょ」兩者以外的其它文末表現。因此,黃教授認為,臺灣日語學習者僅僅學到了「だろう」、「でしょ」兩種語尾的功能,而並未認識到正確的使用場合與對象,而這也是未來日語教學所需努力的目標。

第二場則由甘懷真、古偉瀛、楊典錕三位教授輪流發表。甘懷真教授發表了「「前近代東亞世界及其國際關係」專論的寫作構想」。甘教授指出,過去的中國王權研究多以現代國家或民族主義觀點出發,形成以「一國史」框架為中心之敘述,而這種論述受到了許多批評,也應該批判。因為中國王權的現象並非一國史之框架所能規範者。西嶋定生提出的以中國為中心,行冊封於藩國君長,建立了一個奠定於冊封體系的東亞世界之理論,近年來也遭受了各方質疑。原因在於,西嶋並未考慮到北方的歐亞大陸政權與東亞海域。但這並不能否定由郡縣、冊封所建立起的東亞世界學說之價值。甘教授認為,經歷漢朝四百年後,後續的政權都必須處理它和「漢天下」之關係,包括崛起於農牧混和地帶的五胡十六國以及唐朝,有學者甚至稱之為拓拔國家。儘管拓拔國家結束於安史之亂,唐朝卻因而成為第一個同時領有塞北、華北、華南的中華帝國政權。而第二次和第三次,則是元帝國與清帝國。而透過這類觀察,將可以東亞世界的觀點重新分析、理解中華帝國。

古偉瀛教授發表的題目是「東亞為視域的文化交流史──天主教東傳的方法論思考」。古教授指出,二十世紀以來因國族主義盛行,許多研究皆以一國為單位。然而,這一方法在研究文化交流史時,便會有所缺失。因為以一國為單位將無法了解文化交流中的各種現象與評估其後果。古教授以十六世紀天主教東傳亞洲與東亞各地的禁教為例,說明若以東亞為脈絡來思考,便會發現禁教政策很可能是受到鄰國的刺激、國際局勢的變動、甚至是區域間貿易政策的改變所引發。因此,古教授強調,必須建立一個以東亞為整體的研究架構,方能深入了解中西交通史。

楊典錕教授則報告了「德國的軍政軍令二元制對東亞的影響──以日本參謀本部和清末軍諮府為中心的考察」。楊教授指出,近代日本引入了源自普魯士的軍政、軍令二元制,促進了內閣與統帥的分離制度,影響了日後軍部獨大並挾持日本走向軍國主義擴張的道路。而清末中國亦試圖效法日本,引入軍令、軍政二元制度,其目的之一便是弱化北洋軍對軍權的壟斷,卻反倒促成了北洋派與留日士官派的對立,進而影響了後續的辛亥革命與南北對立。

第三場則由陳翠英、洪瑟君、潘少瑜三位教授發表。陳翠英教授報告的是「韓國漢文小說中的中/朝情節與華/夷關照──以〈崔孤雲傳〉和〈許生傳〉為中心」。陳教授透過分析〈崔孤雲傳〉和〈許生傳〉的內容,指出〈崔孤雲傳〉這部韓末的漢文小說中,以崔孤雲與中原皇帝的問答,呈現了書寫者在文化認同上的糾結,並展現了朝鮮民族意識之萌芽;而朴趾源的〈許生傳〉,則以許生與李公之對話,包括派遣子弟胡服薙髮、入清求學入仕以求尋機復明等,說明該時朝鮮除了華/夷情懷外,亦有主張利用厚生的北學思想,呈現出了由古典走向現代的轉折。

洪瑟君教授則發表了「中島敦〈中國系列作品〉中的西洋哲學思想受容」。洪教授透過比較中島敦據中國原典改寫之作品與原作之比較,指出中島敦捨棄了中國文學原典中的「因果報應」與「勸善懲惡」等思想,並多強調作品主人公的「自我探索」之過程。因此,未來將針對中島敦以中國文學為藍本創作的作品,分析其所受之中國文學之影響與其中對西洋哲學思想之受容。

潘少瑜教授發表的則是「維多利亞變形記:英國小說在東亞」。潘教授指出,維多利亞時期的通俗小說,來到東亞地區後,透過翻譯、改寫與模擬創作,成為其時推動改革社會的力量,即所謂「翻譯的現代性」。具體而言,當時東亞地區的維多利亞小說譯作活動主要可分三個角度來觀察,即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文學傳統的嫁接再生、對西方大眾文化之想像。舉例而言,維多利亞時期通俗作家強調女性居家寶貴價值的家庭小說,卻被日本譯者翻案,轉而凸顯女性主體意識。潘教授以為,諸如此類透過翻譯所引起的各種概念之轉換、建構、交融與其變化軌跡,將提供一個新的視野以觀察文學史之發展歷程。

第四場則由林慧君、林立萍、曹景惠等三位教授報告。林慧君教授發表了「關於日文前綴詞素「反-」-從日文對照的觀點-」。林教授指出,中文的「反-」有與「正」相反或相對、倒過來、反對或反抗、妨礙或對抗等義。而這些意思,大多數可與日語中的「反-」或「アンチ-」來代替。惟其中「倒過來」之意日文中以「逆-」表達,如「反指名」之於「逆指名」;「對抗或妨礙」則以「対-」或「アンチ-」來展現,如中文之「反導彈」之於日文的「対ミサイル」等。

林立萍教授報告的是「跨界中的東亞漢字」。林教授在教學的過程中,發現學生在書寫日語使用漢字時,常有誤用的情況發生,因此,乃決定以聽寫的方式,調查臺灣的日語學習者書寫日語時使用漢字的傾向。其結果發現,當未強制規定應使用假名或漢字時,臺灣學習者多傾向使用漢字。此外,當選項中同時出現臺灣使用的繁體漢字與日文漢字時,學生則出現了不少誤用現象。因此,林教授擬以此為題,進一步探討臺灣日語學習者在日文中使用漢字時的誤用現象及其意義。

曹景惠教授則發表了「古代日本漢籍的接收與方法」。曹教授指出,目前出土的藤原木簡、日本国見在書目等書中,均可見《論語》等書的身影,足見其時《論語》等漢籍已流傳至日本,甚至成為官僚養成機構大學寮之指定必修科目。然而,在學習、流傳儒家經典的同時,與儒家經典同為唐代科舉科目的《老子》等道家經典,卻不見於日本国見在書目中,可見當時日本的漢籍接受有其特殊之針對性。而日本神道中卻又蘊含了道家思想,這使古代日本的漢籍接收與傳布更饒富趣味。因此,曹教授擬以此為線索,進一步開展日本漢籍接受與流傳之相關研究。

最後的綜合討論,結束於中文聖經中所出現的「敵基督」的日文翻譯與「受容」的中文譯語上。這也顯示東亞文化交流的特色:語言不僅僅是媒介,更是新概念、文化的催生者。而未來的專書出版,將規劃採主題式編寫進行,即書中分為若干主題、而主題下有論文若干篇,如此將使全書主軸更為清晰。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