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研究論文

西散國的遐想:讀「樺太名寄文書」筆記

作者: 甘懷真 (台大歷史系教授)
編輯: 李孟衡 (台大歷史博士班、本論壇編輯)

「樺太名寄文書」(或稱ヤエンコロアイヌ文書,カラフトナヨロ文書) 是一分研究十八、十九世紀東北亞史、愛努(愛奴、阿伊努、Ainu)歷史與中日兩國關係的重要文獻。目前該文書藏於北海道大學圖書館,其複本公開展示。此文書也數位典藏,收入該圖書館「北方資料データベース」,研究者可透過網路查閱全文,甚為便利。我是因緣際會於2005年11月14日由北海道大學相關學者引介,看到該文件正本,興緻盎然。惜乎我對這個時期的相關史料與史實掌握不足,一直無法利用該史料作出研究。近日我在台大上東亞史課程,談到東亞漢文的問題,又提到該文書。我就整理我的筆記,簡介該文書,提供同學參考,或許也可以找到有緣人,有興趣再對它進入深入研究 。目前池上二良教授對該文書作了介紹,參考池上二良〈カラフトのナヨロ文書の満州文〉,收入《ツングース·満州諸語資料訳解》,札幌,北海道大學圖書刊行會,2002。

該分文書被發現的機緣如下。1792年(日本寛政4年、清乾隆57年)日本探險家最上德內於庫頁島南部西海岸之名寄(ナヨロ,nayoro)地方之愛努酋長ヤエンクルアイノ(yaenkuruaino,楊姓)處發現其所藏的滿文文書一件(現編號1號,乾隆四十年),並抄寫後攜回江戶。該文書是1775年清朝的「三姓副都衛衙門」發給名寄地方愛努首長的公文。在1804年,日本學者近藤守重將此滿文資料登載於「邊要分界圖考」,是本文書首次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

上為1號文書,從北海道大學圖書館「北方資料データベース」下載,以下各號同。

上為2號文書

其後在長時間內,數位日本學者前往庫頁島的該愛努酋長處查看其所藏文書,並註記心得而作新的文書。如1808年,最上德內再次前往該地查閱原件,並添加註記而成為現編號5號的文件。1832年遠藤繁蔵於同一愛努酋長家查閱滿文文書與最上德內所寫的註記文書四件,並作一文書攜回松前藩,此為6號文書。目前我們無法得知遠藤繁蔵所見的滿文文書為何,但可推論該愛努酋長家藏有更多的滿文文書。

上為5號文書

上為6號文書

再到1854年,鈴木重尚於同一愛努酋長家見到二件滿文文書(推測是上述1、2號文書),及二件漢文文書(推測是3、4號文書),及上述最上德內的註記文書(第5號)。於是我們知道有二件漢文文書。

上為3號文書

上為4號文書

下至明治40年代,即20世紀的初期,因南樺太(庫頁島)歸屬日本,學者又可前往考察該批文件。於是有像白鳥庫吉等學者開始研究。小川運平《滿州及樺太》也登載第3、4號的漢文文書。二次大戰後,俄國占領南樺太,該批文件被運回日本,藏於北海道大學圖書館。

下圖是十七到十九世紀東北亞的簡圖,為標示庫頁島的名寄(ナヨロ),引用菊池勇夫《アイヌ民族と日本人:東アジアのなかの蝦夷地》,頁150。

清朝在黑龍江流域實施邊民制度,可參考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一書。我們可以視這種邊民制度為某種朝貢制度,邊民組織的首長必須依規定定期向中國官方朝貢,即朝見與提供(互換)禮物。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前期,學者稱在庫頁島之一類人為費雅喀。日本學者認為他們是愛努人的一支。至於如何斷定其族屬,非我所能。這裡的人群單位以漢字概念是姓,當即一個部落。其中楊姓(中國的紀錄是雅丹姓)家族有名的領袖漢字名為楊忠貞的人曾是這個區域(黑龍江下游、庫頁島)的有力者。1號文書是一分滿文文書,是楊忠貞所受來自清朝的文書。2號文書是有名的滿文文書,是1775年清朝廷發下的公文書,收文者是楊忠貞之孫シトロマアイヌ(shitoromaainu),內容是邊民上北京朝貢所發生相關問題與解決之道。

3號文書是1818年管理這個區域的清朝官方之三姓副都統衙門給前述楊姓的公文。內容是關於這個區域的邊民必須向清官方貢獻貂皮等物,這個制度就是文書中的「賞烏林」。這些邊民中的「陶姓」已多次未依規定朝貢。清官方責成楊氏首長要求陶姓依約朝貢。該分文書重點之一在於文中提到陶姓不來朝貢是因為交結「西散大國」,故疏遠了清朝。這個事實不難理解,在十九世紀初期,日本官方與商人的勢力進入了庫頁島南部,庫頁島中部、南部的許多部落,如陶姓,轉而與日本建立政治與商業的關係。

該文書中的「西散」被認為是日本,然而這種認識至多可以說是文獻的翻譯,不是解釋歷史事實。因為在十八、十九世紀,何謂日本是應再分疏說明。以下略述我的分析。

西散作為漢字詞彙是用來表滿文sisa或sisam。1729年清朝進行了庫頁島的調查,主要地點是庫頁島中部。其紀錄是《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內容提到這次任務的目的是為得「位東海之島之Sisa國情報」。文中又記訪問處之土著之人「與Sisa國交易」所得如盔甲之物。(該史料是根據(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頁105~106)在這個時間點上,北京朝廷要作這個調查是為因應這個地區的劇烈變化。清朝確立後,在十七世紀後期至十八世紀推行的邊民制度,地區包括黑龍江流域以至庫頁島部分地區,主管單位就是三姓副都統衙門。其主要的制度就是所謂朝貢,即滿文寫成漢文之「賞烏林」。學者稱這個區域的貿易為山丹交易,就是山丹人、庫頁島人與清朝所屬的政府單位進行絹與貂皮的貿易。這個貿易擴及北海道而與日本有關,十八世紀以後還有俄國的介入。十八世紀,以松前藩為代表的和人政權除了進一步控制了北海道,其勢力更進入了庫頁島的南部。當所謂蝦夷地貿易的獲利愈來愈可觀時,更多的和人政團試圖支配此區的土地、人民,德川幕府的勢力也積極進入此區。至1799年幕府在庫頁島南部設直轄地,此可作為里程碑。在十八世紀,許多位在庫頁島的邊民與和人集團、政權貿易。這個事實引發了清朝的關切,於是有1729年的調查事件。

上引清朝滿文奏摺中所記的Sisa(或Sisam)國肯定就是這個和人政權。雖不妨將此和人政權說成是日本,但在當時的歷史脈絡中,這只能說是一種歷史解釋,而不是歷史當事人的主觀認識。先推論西散一詞的出現。西散一詞僅見於該文書。可以說是滿州地方獨有的漢文詞彙。西散一詞又來自於滿文的Sisa。西散只是Sisa的音譯,我推測這只是三姓副都統衙門的官員為發漢文公文而自行翻譯的詞彙。又由於這是發給庫頁島之人的文書,其使用的詞彙應該是雙方可以共同理解與溝通的,所以西散(Sisa)一詞當也是庫頁島之所謂邊民所使用的,即他們口語的詞彙。

3號文書的漢文通順,只是其中使用了當地的漢文詞彙,而這些漢文詞彙從滿文而來,如賞鳥林、哈賚達(部落長)。4號文書雖以漢文書寫,但不易閱讀。這是楊姓部落首長回覆清朝官方的書函。我們推測撰寫這分文書者的最有可能是清朝官府中的文書吏,該官員應是一位通譯,他將楊氏的口語寫成漢文。但這位文書吏不擅長漢文,或者說是其漢文摻雜了當地的語法,而呈現一種特別的漢文書寫。我們注意到其中寫到「西散大國」與「大清大國」。

若滿文文書中的西散漢文詞彙來自於滿文的Sisa,而Sisa應又來自於黑龍江流域至庫頁島居民的口語。此Sisa(國)當是指在北海道與庫頁島南部的政權。日本學者多認為西散一詞源自愛努語,因為他們認為上述楊姓等人群是愛努人。至於楊姓這類清朝所認定的邊民是否是愛努人,是有討論的餘地,只是非我能力所及。日本學者認為Sisa出自愛努語的shisamu(シサム)或shamo(シャモ)。此詞是愛努人用以稱和人。有學者認為愛努語的shisamu是鄰人的意思。(可參考池上良二《北方言語叢考》)若以鄰人稱和人,則此和人是在愛奴生活領域內的和人,即蝦夷地之和人。這種鄰人也可以說是「異人」。我們推論,shisamu一詞被用來指愛努人所遭遇的和人,即在蝦夷地的和人,也衍申為和人在蝦夷地所建的政權。如果這個推測成立,則Shisamu是愛努人稱其境內的和人之詞,場所是以北海道為主的蝦夷地。在庫頁島、黑龍江流域的人從北海道或庫頁島南部愛努人處學到此詞,且用來指蝦夷地的和人與和人政權,其發音是Sisa。在滿州的清官員再從庫頁島、黑龍江之邊民處學到Sisa一詞再轉變為滿文。而在1818年與其後滿州的官員為與庫頁島的部落首長溝通時,將Sisa之音編了一個漢文詞彙之西散。

從歷史語言的分析再到西散國的實指,可知西散是「和人統治下的蝦夷國」。和人進入北海道的歷史雖然因早期史料不多,諸多史實隱晦難明,但大勢則很清楚。和人移居以北海道為主的蝦夷地始於十四世紀前半。十七世紀的江戶時代以來,松前藩獨占了蝦夷地交易權,代表了北海道的和人政權。這個在史料中被滿州、庫頁島之人稱為西散之國,主要在北海道,並擴及庫頁島南部的和人政權。我們可以說此是和人政權,但另一面,此西散國又是一個蝦夷(エゾ)之國,即它是和人在蝦夷地所建立的政權。它的終焉是因為1860年代明治維新展開以後一個新的「日本國」的誕生,此西散國才被併入了日本國。

我們可以從歷史知識知道此(和人統治之)蝦夷國或Sisa國就政治系統及其隸屬而言是屬於德川幕府,或者說是屬於日本。但這是我們對過去的事實作了客觀的分析與理解,而不是歷史中的行動的主觀認識或詮釋。從「西散大國」一詞的表現,庫頁島上的(愛努)人認為西散是一個自立的政治單位。且此西散作為「大國」,是相對於「大清大國」。對於這類愛努人而言,西散與大清是對等的,都是他們口語中的「大國」。

西散不是愛努人稱日本之詞而為滿州官府所使用。另一個證據是清朝對於當時日本的認識。日本作為一個外國在宋朝以後就是中國官方知識,更不用說中國與日本有密切的往來,包括外交、商務人員。清朝的官方漢文文書中也明確記為日本國。上述1729年清朝所進行的庫頁島的調查,《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說是蒐集「位東海之島之Sisa國情報」。清朝官員不可能從庫頁島調查日本的情報。所以Sisa國不是日本國,即使二者之間有政治關係存在。又滿州官員不可能不知道日本,也當知道漢文之日本,日本國一直是清朝漢文公文書中的通用詞。而滿文中的日本是什麼,我淺學,不知道,印象中是稱為倭,故表倭之音。無論如何,滿州官員以滿文書寫Sisa,再以漢文書寫為西散。關於Sisa的知識是從東北邊民而來,另一方面清官員接受此詞彙也是因為他們知道西散不是日本或倭。

最後,再次討論我所關心的漢文世界的問題。這分樺太名寄文書中,2號文書是乾隆皇帝發給黑龍江下游的邊民首長的聖旨,以滿文書寫。而3、4號是管理黑龍江流域的三姓副都統衙門與楊姓首長的往來公文,以漢文書寫。3號文書是不優美的漢文,4號文書是不通順的漢文。在北京的清朝頒給這些邊民部落首長的文書是滿文。我們可以看到清朝要經營的一個滿文世界,即內亞王權的世界。其網絡之一是「清朝(北京)—三姓副都統衙門—東北邊民首長」。然而3、4號卻讓我們看到滿文世界的沒落。這二分文書反映了這個地區的清朝官員與當地邊民首長間的語言是漢文,尤其是官員所能使用的書面語是漢文。如前所論,4號文書的作成最有可能是當地清朝官員中的文書吏所為。從書法來看,寫者擅長漢字書寫無疑。這分文書的製作當是這位文書吏且是通譯根據楊氏首長口語意見轉寫為漢文。從漢文的標準而言,這是不好的漢文。有可能是該文書吏的漢文程度不高,但也有可能這就是這個區域通行的漢文,其中包含當地特殊的表現法。所謂標準漢文與否不是歷史學的關心,我們看到的是因為以漢文為文書行政的語言而在這個地方出現了自己的漢文表現方法。

原文連結:

https://goo.gl/mQjV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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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國崛起或帝國再造:參加「中國再起」研討會後記-甘懷真

是大國崛起或帝國再造:參加「中國再起」研討會後記

甘懷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文亦刊登於「甘懷真的台大網誌」

  前言:2015年11月參加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與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所主辦的「中國再起:一個歷史與國關的對話」學術研討會。這場學術盛會緣起於吳玉山教授所代表的國際關係研究的學者邀請歷史學者共同探討當今「中國再起」課題。故研討會也名為「對話」。我有幸以歷史學者的身分參與。本文是以我在議程之一的「圓桌論壇」的發言為底稿所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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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年南京條約成立,歷史新頁展開,不只中國,更是東亞,也是世界。這是東亞天下政權與西方帝國主義的不美麗的邂逅。該條約中有領事裁判權與片面最惠國待遇。當時清廷在討論這二項條約時,都用皇帝制度的天下理論加以詮釋與理解。如領事裁判權可以被理解為傳統法中的化外人犯罪規定,而片面最惠國待遇更可以理解為中國天子朝廷的讓利以滿足蠻夷天性好利。
  但到了1870年代以後,中國(清)改採萬國公法以主張自己的國際地位。這可以看成是傳統天下政體的滅亡。於是中國朝野重新看待那些1840年代以來與西方(含日本)所簽訂的戰敗條款,才認為這是「不平等條約」。1871年有牡丹社事件,1874年中日為此事件的解決展開談判,爭執點在於台灣是無主之地或中國領土。中日雙方所提出的理據都是萬國公法中的領土原理,而不再是天下理論。
  在中國再起的今天,重新比較近代中日兩國歷史,饒有趣味。走入近代的中日兩國都要解決如何繼承各自「天下」的遺產。中國是走向共產主義與民族國家之路,而日本則走向天皇制與帝國之路。在二十世紀,就國勢而言,因為日本成功而中國失敗,所以歷史學家高度評價明治維新,而貶低清末以來的中國改革。因為中國再起,我們可以有不同的評價。明治維新創造了天皇制的帝國主義,宣告自己是大日本帝國,進而造成包含日本人民在內的東亞鉅大的戰爭禍害。今天的日本,早已否定了帝國政體而實施民主政治,只是還留下了天皇制。二十世紀前半期的國民黨是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領頭羊。但國民黨無法以民族主義統合過去「天下」政體的遺緒。從這個角度說,共產主義運動在二十世紀後半的成功是因為共產黨組織及其制度統合了舊中華帝國的遺緒。如馬列主義取代傳統儒教作為政治社會的意識型態,共產黨員取代傳統的士大夫作為政治社會的領導階層,共產黨的組織原理取代了科舉而建構了從中央到底層社會的連結管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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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漢文小說家的華夷觀照─以朴趾源為中心-陳翠英

韓國漢文小說家的華夷觀照─以朴趾源為中心

 臺大中文系 陳翠英

 

一、前 言

  歷時千餘年發展的韓國漢文小說,在汲取漢文化的進程中,展現在時空語境中的世情百態與家國關懷。朝鮮和中國交流源遠流長,戰爭衝突、文化認同、朝代鼎革等,多為漢文小說觀照的面向。[1]愛情倫理主題之外,亦多黨爭亂離之嘆、生民流離之感、異代黍離之思等,深蘊鮮明的民族意識與歷史觀照。其中朴趾源的漢文小說,尤多感時憂國之思。朴趾源(1737-1805)是朝鮮重要實學家,[2]其漢文小說被稱許為已臻韓國小說的最高峰。[3]乾隆四十五年(朝鮮正祖四年,1780年)朴趾源曾隨堂從兄朴明源至中國訪問,[4]返國後撰寫訪中見聞錄《熱河日記》。[5]書中詳述在中國所見風土人情,也省思李朝之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社會現實。

  本文擬以朴趾源漢文小說〈許生傳〉[6]為主,參酌其《熱河日記》相關內容,概論小說所見中/朝、明/清的歷史進程中,兩國文化、政治的多重糾葛;以及小說藉以形塑的本國理想國度。

 

關鍵字:朴趾源,《熱河日記》,華夷觀照

燕巖集 熱河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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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末的憂鬱:科幻小說〈世界末日記〉的翻譯旅程-潘少瑜

世紀末的憂鬱:科幻小說〈世界末日記〉的翻譯旅程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潘少瑜

 

大眾天文學

Camille Flammarion的Astronomie Populaire書中插圖

 

  現今所謂「世界末日」的概念,乃源於猶太 ─基督教傳統,在近代透過宗教和文學的載體傳入東亞,又結合了天文學的研究,經由媒體廣泛報導,逐漸成為集體想像的一部分。清末梁啟超翻譯的〈世界末日記〉是第一篇以世界末日為主題的中譯小說,其底本為日本作家德富蘆花的譯作〈世界 の末日〉,而日譯的底本則是法國天文學家佛林瑪利安所著〈地球末日〉( The Last Days of the Earth),故事描述在數百萬年之後,人類和地球逐漸走向滅亡的過程,頗具「世紀末」的憂鬱情調 。本文將追溯〈世界末日記 〉的文本旅行經歷 ,分析比較三位作 ╱譯者的寫作 ╱翻譯策略及其文本呈現之異同,並配合相關文獻,闡釋近代中日文化脈絡下的末日想像之轉化及其所開啟的創作和詮釋可能 。

敬請下載全文閱讀:潘少瑜,世紀末的憂鬱

註:本文收錄於成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九期, 2015年6月 頁193-232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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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之細道 芭蕉之奧羽北陸行腳》細讀:翻譯、新解與文化傳釋-朱秋而

《奧之細道 芭蕉之奧羽北陸行腳》細讀:翻譯、新解與文化傳釋

朱秋而/臺灣大學日文系教授 

奧之細道

(照片出自《奧之細道:芭蕉之奧羽北陸行腳》,鄭清茂譯,聯經出版,2011年1月)

 

  在許多人引頸期盼下鄭清茂老師投注多年心力迻譯的《奧之細道:芭蕉之奧羽北陸行腳》一書終於在二○一一年初刊行,收到老師附上親筆信的贈書,迫不及待地閱讀全文,自在地悠遊徜徉於芭蕉的細道行腳中,在老師親切與精到的文字帶領下,彷彿自己也是隨行弟子之一,如沐春風。譯筆之出神入化,譯注之用心周到,不論中西的芭蕉翻譯可以說前所未見,無出其右者,令人佩服之至。
  此本譯作除了讓近年在觀光熱潮及媒體界介紹下聲名大噪的芭蕉旅遊紀行詩文作品《おくのほそ道》譯成中文,更讓國人乃至華語世界得以一窺俳聖芭蕉旅途見聞,以及體驗世界上最短的詩歌形式「俳句」特有的靈動輕妙的趣味。
  雖然在鄭老師之前,有二○○二年在中國大陸出版的鄭民欽譯注《奧州小道》 一書,然而綜觀華語世界的日本古典文學翻譯史,鄭老師的芭蕉譯注具有

1. 俳句漢譯的求新求變與創新。
2. 芭蕉《奧之細道》注解的總整理,並提出新的解釋與見解。
3. 對日本古典文學鉅細靡遺的介紹,堪稱截至目前為止最佳的中文傳釋文本。

三項重要貢獻以及歷史意義。
  本文擬依序舉例說明,兼與他譯進行對照比較,分析鄭老師《奧之細道:芭蕉之奧羽北陸行腳》之特色,以及對學界文壇的貢獻。

 

敬請下載全文閱讀:朱秋而,《奧之細道 芭蕉之奧羽北陸行腳》細讀

註:本文收錄於《鄭清茂教授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上冊,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主編,華藝學術出版社,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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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祢軍墓誌看古代日本之天下:聽李成市教授演講有感-甘懷真

從祢軍墓誌看古代日本之天下:聽李成市教授演講有感

甘懷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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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李成市教授來台大歷史系的演講。其講題是「平壤出土《論語》竹簡考釋:以其文獻性格和墓主問題為切入點(平壌出土の論語竹簡の性格と被葬者問題について)」。李教授是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在東亞古代史與韓國史研究領域,是代表性學者。這次的演講聚集了多位從事東亞古代史、中國古代史的年輕學者,大家收穫都很大。我也再一次感謝李教授在百忙中來訪台大。

  李教授此次演講的主題是關於平壤貞柏洞364號墓出土的《論語》竹簡。由於北韓的政治、學界狀態特別,此竹簡的出土狀態諸多不明。目前一般認為其時間定在西元前第一世紀的中期。那也就是漢朝在此設樂浪郡的約半世紀後。樂浪郡的設置是重要的歷史學課題,無論是對中國史、韓國史或東亞史。但因為二戰後北朝鮮的政局,使該研究因為新出土文物取得不易而受極大限制。因此,貞柏洞出土的戶口簿與《論語》竹簡是很珍貴的史料。李教授注意這件分史料多時,並有研究成果出版。此次能親自聽到李教授的報告,甚是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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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與前知:試論中國敘事文類中現代視覺經驗的起源-許暉林

鏡與前知:試論中國敘事文類中現代視覺經驗的起源
許暉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提  要
本文的目的是從視覺研究的角度出發,探討十六世紀末至十九世紀末自西方傳入中國的視覺裝置――特別是望遠鏡、照相機與X 光――如何在小說與報章雜誌報導等敘事文類中再現,藉以追溯中國現代視覺經驗的起源與其生成脈絡。視覺研究已經成為近十年來清代與民國時期文學與文化史研究中極為重要的主題,並且已經獲致了相當豐碩的成果。相對於過去研究主要側重新的視覺裝置所產生的視覺經驗對於中國傳統視覺經驗的衝擊,以此探究某種具有普遍意義的視覺現代性問題,本文則藉由分析這些視覺裝置在敘事中被再現與想像的方式的源頭與變化過程,描述中國現代視覺經驗的形塑過程背後所牽涉到的傳統隱喻元素以及認知框架的運作方式。本文試圖說明,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救亡圖存的政治社會語境之下,「鏡」是如何以其穿透時間與空間阻礙的古老隱喻結構提供了知識分子對於現實處境的反思與對未來可能性的投射的思考框架。

關鍵詞:視覺現代性、鏡、X 光、隱喻、前知

敬請下載全文閱讀:許暉林,鏡與前知

註:本文收錄於 臺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八期
2015 年3 月 頁121 ~ 160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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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に届く「学び」の文化―江戸時代のしつけから考える―(心的「學習」文化-從江戶時代的教養思考-)辻本雅史…2015.04.29更新

心に届く「学び」の文化―江戸時代のしつけから考える―…2015.04.29更新

辻本雅史/国立台湾大学日本語文学系

Summary

日本語で「しつけ」というのは、幼い子どもに生活上の習慣や社会で守るべき規範を身につけさせることである。もとよりそれは教育の一面である。日本では昔から「しつけ」が生活の中で、当たり前のこととして(自然な形で、あるいは無意識のうちに)になされてきた。それは生活のなかのある種の文化であったといってもよい。ところが近年、生活形態、家族のあり方と、生活の意識の変化の中で、子どもに対する伝統的な「しつけの文化」が崩壊してきていると言われる。しつけは家庭の役割と考えられ、「しつけ」の衰退が家庭の教育力の低下とともに、危機的状況を迎えたと言うのだ。しかし「しつけ」を家庭だけの役割と考えるだけでよいのだろうか。

ここではこうした問題を念頭に、江戸時代に見られた「しつけ文化」の諸相を紹介してみよう。本論は、日本の昔の「しつけ」を今によみがえらせたいという願望をこめてのものでは、決してない。いわば、今の子どもに対する「しつけ」や教育あり方を考えるための、一つの鏡と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身体、しつけ、貝原益軒、習慣

 

心的「學習」文化-從江戶時代的教養思考-

 辻本雅史/國立台灣大學日文系

日文的「しつけ」意指教養(禮貌)。教養是日常生活及社會規範中,孩童所必須學習的,亦是教育的一個環節。自古以來,在日本的生活中,教養(禮貌)的培養是必須的,而且是日常生活中是自然而然養成的(自然的狀況或下意識),可謂是生活中的一種文化。然而,近年的生活型態、家庭組成、生活意識等諸多的變化當中,針對孩童的傳統「教養(禮貌)文化」,可說是每下愈況。我認為教養(禮貌)的養成是屬於家庭教育之一,隨著「教養(禮貌)」及家庭教育日漸衰微的同時,此狀況是一種危機,不過,「教養(禮貌)」的養成,僅只限於家庭裡嗎?本篇文章以上述的問題作為切入點,介紹江戶時代的諸多「教養(禮貌)之文化」,並且以元祿時代的儒學家ー貝原益軒及其著作『和俗童子訓』,以探討江戶時代的兒童教育。

由以上的問題點,本稿將介紹江戶時代的「教養(禮貌)文化」,但是本論絕非是重新提倡日本江戶時代的教養(禮貌)之養成,筆者僅以當時的教育情形為一借鏡,重新探討現今孩童的教養(禮貌)及其教育方式。

Kaibara_Ekiken

貝原益軒
(來源:Wikipedia
http://ja.wikipedia.org/wiki/%E8%B2%9D%E5%8E%9F%E7%9B%8A%E8%BB%92#/media/File:Kaibara_Ekike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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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見順の南洋作品探究-洪瑟君

高見順の南洋作品探究― 『高見順日記』との比較を中心に( Ⅰ) ―
洪瑟君 /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takami

照片來源:http://www.fukui.asovino.net/page/magazine/201102-2.html,2015.04.07

 

日本近代的南方風潮中, 許多作家、文人前往南方並留下大量與南方相關的作品及紀錄。作家高見順也是其中之一。他在昭和十年代曾有兩次前往南洋的經驗, 第一次是在昭和十一年的一月至五月, 與作家友人三雲祥之助同行前往當時的荷屬東印度旅遊, 另一次是昭和十六年十二月至十八年一月, 以徵用作家的身份被派遣至緬甸, 經歷約莫兩年的從軍生活。經歷這兩次的南洋體驗, 高見順寫下〈蘭印的印象〉、〈蘭印點描〉、〈朝南之旅〉、〈緬甸記〉等大量的作品。

在南洋的這段期間, 高見順亦留下了詳盡的日記。據高見順自己所言, 留下這些日記的目的是為了當作日後書寫作品的題材。然而,雖說這些與南洋相關的作品內容都是高見順依據自己當時所留下的日記為基礎加以增刪修改書寫而成, 但從其公開發表的作品與其私人的日記當中, 可發現兩者在內容描述上的明顯差異。本論文將以高見順的蘭印相關作品為探討對象, 將高見順於當時公開發表的作品與其日記相比較, 分析兩者的異同之處並探討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

敬請下載全文閱讀:洪瑟君,高見順的南洋作品探究

註:本文收錄於 台大日本語文研究第28 期,2014 年12 月,頁 113-137
2014-10-15 收稿,2014-12-06 通過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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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傷的力量: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正典化歷程與社會文化意義-潘少瑜

感傷的力量: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正典化歷程與社會文化意義

潘少瑜/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

辛亥廣州三二九之役前夕,同盟會會員林覺民(1887-1911)在一方白手帕上寫下與妻子陳意映訣別的書信,在他就義之後,由友人轉寄至家中。林覺民在下筆之時,絕不可能預料到,這封私信將在十餘年後被披諸報端,又被選入教科書,甚至化為話劇和電影的主題。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是黃花岡革命精神的正統教材,也可說是中文世界最著名的情書,它之所以能夠廣為人知,乃是媒體和國家機器運作的結果。多年來,學界對於〈與妻訣別書〉的研究,往往偏向於作品賞析,而較少進行「脈絡化」(contextualize)的探討,有鑑於此,本文透過對近代報刊與國文教科書的分析,還原林覺民的形象和〈與妻訣別書〉的歷史脈絡,並考察這封深具「感傷的力量」(sentimental power)的書信如何由「私」到「公」,從個人情書轉變為革命正典(canon)的複雜歷程,以及其中的社會文化意義。

林覺民給妻子的絕筆書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2015.03.10,鏈結:林覺民《與妻訣別書》

敬請下載全文閱讀:潘少瑜_感傷的力量_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的正典化歷程與社會文化意義

本文收錄於:臺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五期 2014 年6 月 頁269 ~ 322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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