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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1金文京先生「東亞漢文訓讀起源與佛經漢譯之關係」演講紀實-郭珮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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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京先生「東亞漢文訓讀起源與佛經漢譯之關係」演講紀實 記錄者:郭珮君(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講  題:東亞漢文訓讀起源與佛經漢譯之關係-兼談其相關語言觀及世界觀 演講者:金文京先生(鶴見大學日本文學科教授) 主持人:甘懷真先生(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時  間:2015年12月11日週五 10:00-12:00 地  點:臺大文學院會議室(文學院2樓) 主辦單位:臺大歷史系、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計畫 活動照片鏈結 金文京教授是日本知名的中國文學研究者,精通日文、中文、韓文,本次演講的內容正含括這三種東亞語言的資料,展現出金教授淵博的學識。在正式進入講題以前,金教授先介紹了漢文在東亞流通的形式。金教授指出,雖然有學者將漢文評價為東亞的拉丁文,但是漢文與拉丁文作為跨人群的語言,存在著明確的差異。拉丁文在發音上少有地域差異,可作為口語溝通的語言,漢文卻並非如此。例如,韓語讀漢文時,加上助詞及懸吐;日本則採用訓讀。因此,漢文一般是作為筆談的形式。 要談東亞的漢文訓讀,必須先對日文訓讀有一定的認識。日文訓讀有三項要素:以日語閱讀/書寫漢字,把漢文語序改為日語語序,加上顛倒語序的符號。這三項要素可以說是日文訓讀的根本,而訓讀始於八世紀的佛經讀解,一般認為是日本的獨特發明。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表記外國事物的時候,很早就開始採用漢字的假借功能表音。佛教進入中國之後,中國出現大量待翻譯的材料。有時,將翻譯稱為「訓」;更常見的形式則是「梵云○○,此云○○」。這樣的讀解形式也傳入日本,《日本書記》中就有許多「○○,此云○○」的記述。 訓讀與佛教經典漢譯的關係值得進一步分析,而從宗教的角度思考,佛經能夠翻譯本身就是一項重要的問題。很多宗教的經典完全不可翻譯,也有嚴格的經典化限制。佛教經典之所以開放翻譯,與佛教的教義有密切關聯,佛教認為所有的語言、言說都是佛所說,因此可以翻譯。 當然,在佛經漢譯的過程中,有許多複雜的語言問題需要解決。梵文與漢文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也是佛教發展出悉曇學的重要背景之一。漢文與梵語是相當不同的兩種語言:漢文是孤立語,梵語是複音節且有變化。現代語言學者已能掌握梵文與日文分屬屈折語與膠著語,但古人就形式特徵觀察,常認為日文與梵文相近。 在佛經漢譯的過程中,面對不同語言型態的文本,常需要調整語序,才能翻譯出正確的漢文。這種將語序顛倒的作法稱作「迴文」。在日文訓讀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顛倒語順的作法,也就是把漢文語序改為日語語序,再加上顛倒語序的符號。事實上,日文訓讀中常用的顛倒語序符號(レ点)來自漢文的上下訂正符號(乙字)。以數字標示的語順符號,雖然來源不甚明確,但可見於佛教經典中的陀羅尼。另外,還有「ヲコト(於己止)点」,來自中國表記聲調的聲典(圈點)。這些符號與漢文之間的連結,相當值得關注。 另一方面,從訓讀也可以看出日本的世界觀,也就是「三國」的觀念:天竺—中國—日本。由於當時日本認為自己與天竺在語言文化上相近,借用天竺的力量足以抵擋強勢的中國文化。然而,天竺畢竟是想像中的遙遠國度,漸漸地又發展出更具有在地連結的理論。那就是將這樣的觀念聯繫到「本地垂跡說」,有利於日本建立固有神祇的權威。例如,天照大神的本地就是天竺的大日如來。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佛經漢譯相當發達,仍有僧侶認為以梵文才能夠正確理解佛法。不過,悉曇學在宋代以後的中國不受到重視,喪失了研究上的地位。 談到朝鮮半島的漢文訓讀,朝鮮半島的僧人不但曾經參加佛經漢譯的工作,也有曾前往天竺者。相較於日本,朝鮮半島的佛教知識與漢文知識都更為豐富。在朝鮮半島的史料中,可以看到薛聰「以方言讀九經」的記載,這裡的「方言」指的應該就是韓文。也就是以韓文讀解漢文儒教經典。透過新出土的木簡等資料,可以發現朝鮮半島早有類似日本訓讀的漢文讀解方式。另外,在朝鮮半島也可以看到與前述日本類似的世界觀。然而,韓國始終必須面對鄰近的中國的壓力,日本所建構的三國平等的世界觀並不適用。韓國選擇的解決之道就是將自己建構為中國,將震旦化為震檀。 在韓國建立了小中華意識,自稱中華文化繼承者後,似乎淡忘了韓國歷史上曾存在的訓讀。19世紀末的韓國知識分子,甚至從日本引入訓讀方式。因此,許多人才會誤以為訓讀是日本獨有的漢文讀解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新出的百濟木簡中發現不少過去認為日本獨有的漢字「國字」,未來仍有待研究開展。 有趣的是,需要訓讀漢文的並不只是周邊國家的人群。事實上,中文中似乎也存在訓讀的現象。在《三國志》中,就可以看到以中文讀解漢文的現象。在契丹、西域(高昌)、元代維吾爾語中也有類似訓讀的現象。不過,嚴格地說,缺少了訓讀符號就不能稱作訓讀,或許只能說是近似訓讀的現象。元代以後,用白話翻譯文言文經典的現象變得普遍,一般稱作「直解」。從訓讀的角度來認識直解,或許也是值得進一步考察的。 聽眾提問:悉曇學的流行與衰退是否與特定教派相關?例如密教就特別重視音聲。 演講者答覆:從社會背景來看,禪宗興起之後的新佛教以及東亞交流的轉變都與悉曇學的流行與否相關。宋代以後僧侶不再前往印度,對梵文的理解需求逐步降低。15世紀的歐洲文藝共和國有密切的文化交流關係,而東亞似乎不存在這樣的現象。燕行使、朝鮮通信使即使詩文互酬,仍是個人層面的交往,不能突破國家、政治的限制。 聽眾提問:佛教中有「讀」和「唱」,和訓讀有什麼樣的關係。 演講者答覆:佛教中的唱,也就是聲明,有記號繁複的如同樂譜一般的資料。現在日本佛教寺院中的儀式仍是直讀,訓讀是用在閱讀、理解上。儒家經典因為沒有儀式性的誦讀,因此普遍採用訓讀。現在的訓讀已成為一種文體,不只是翻譯的實際作用。 主持人提問:透過今天的演講得以進一步認識漢文訓讀。從東亞世界或是現代東亞仍使用漢字的角度來看,漢字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字和音兩者又有何種關係。 演講者答覆:過去漢字文化圈中,認為字同音不同也可以。這樣的習慣基本上保留至現代,對於人名等專有名詞,通常都是保留漢字(西方語言則是保留羅馬字母),再以各自的語言發音。不過,現代韓國人發展出對讀音的堅持,造成了比較大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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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懷真,拓跋國家與天可汗:唐代中國概念的再考察演講紀實-徐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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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紀實】甘懷真,拓跋國家與天可汗:唐代中國概念的再考察演講紀實 徐鉞 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題目:拓跋國家與天可汗:唐代中國概念的再考察 演講者:甘懷真先生(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主持人:徐興慶先生(台灣大學日文系教授) 時間:2015年9月23日周三 12:30-14:00 地點:臺灣大學文學院會議室(文學院2樓) 活動照片鏈結   在演講的開場,甘懷真先生談到他試著從東亞史的角度,來考察歷史上的中華帝國。歷史上的中國,作為一個帝國的型態到底是什麼?首先要回答的是,什麼是歷史上的中國?中國史自然認為中國是個可被觀察的實體,其表現在時間的延續、空間的一體。因此有所謂的朝代理論,解釋明明是不同地域的團體建立之政權,卻認為在時間上是連續的。另一方面,有複數政權在東亞上面卻認為是同一個國家,就牽涉到正統理論。其中,還有很重要的是固有領土、歷史疆域的理論。   三千年以來,不同地域社會的集團建立了王朝、帝國,客觀來說這些政權沒有關連性。但有趣的是,這些王朝、帝國自我宣告是一個連續體。為何如此?甘懷真先生認為有一套「中國」的制度,也就是「中國」概念的出現。《史記》裡面有一段話:「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距今三千、四千年以前,在今天陝西省東部,河南、山西省的南部,有幾個大的王權組成聯盟,建立一個政治組織,也就是中國概念的開始。殷、周取得霸權之後,都宣稱為這個政權的延續。從周王權開始以洛陽作為一個聖地、中心,建立一個中國制度。在戰國時期大國並立,他們認為有新的王者,取代周王成為新的共主。繼而有諸子百家的出現,其中發展出一套「天子受天命、居中國、治天下」的理論。可以說這個理論就是「中國」。接著,又創造了五行說、分野說,為往後政權交替的連續性提供一個合理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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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淑文,日本近現代文學中的都市演講紀實-吳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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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淑文,日本近現代文學中的都市演講紀實 吳勤文/台灣大學日文系碩士生   臺大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計畫」,於2015年5月7日12:40至14:10,假臺大中文系會議室,邀請臺大日文系教授范淑文先生,以「日本近現代文學中的都市」為主題進行演講;並由臺大日文系教授朱秋而先生擔任主持人。 活動照片鏈結     講論的內容為范老師近來研究上的整理,關注於日本近現代文學中都市的各個面向。老師先回顧三位學者關於都市的論述,再透過文本以都市中的人際關係為中心進行觀察與剖析。 ──「都市」這個概念是如何被思考的?   猪木武德在《都市文化 近代日本文化論5》中提到,都市的自然形成為工業化與經濟成長的一個面向,而日本自明治以來,從許多時期與地域可觀察到工業化過程中人口往都市圈集中的現象。都市和人口成長、工業化、近代化的相關性的確是很重要的概念。   丸谷才一發表在《文藝春秋》上的文學評論,特別提起了近代作家和都市小說的關係。一般認為日本的現代主義小說是由一九二〇年代末期橫光利一、川端康成、伊藤整所展開,丸谷卻指出夏目漱石早在《三四郎》這部作品中呈現了都市小說的特徵,因此認為日本文學第一位現代主義者乃二十世紀初頭的漱石。從丸谷的評論中可發現,他認為《三四郎》是第一部現代主義小說。《三四郎》中所描繪的都市,丸谷認為其中「個人」的存在是強烈而且孤獨的,作品中描繪的大學校園、學生宿舍、團子坂(前往祭典的街道)、上野美術館等,作為都市的一景帶有倫敦色彩。我們都知道漱石有留學倫敦的經驗,雖然許多人都說那是不愉快的經驗,但漱石的不愉快和對都市的感受可說是一體兩面的。   川本三郎在〈Ⅰ消費文化と都市 モダン都市の変貌のなかで〉一文中,提到了田山花袋的《東京三十年》裡所描寫的都市消費文化,如明治三十八年(一九○五)年日本知名的百貨商店受惠於電車網絡的發達,形成了新的都市社會的景象。川本提起了丸谷的說法,並認為在《三四郎》前以隨筆手法寫成的《東京三十年》為更早的都市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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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紀要:魯西奇,中古時代濱海地域的「水上人群」-徐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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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紀要/徐鉞 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講  題:中古時代濱海地域的「水上人群」 演講者:魯西奇先生(廈門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暨大歷史系客座教授) 主持人:甘懷真先生(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與談人:趙立新先生(暨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時  間:2015年5月8日週五 15:30-17:30 地  點:臺大歷史系會議室(文學院2樓) 主辦單位:臺大歷史系   活動照片鏈結 今天演講的題目為中古時代濱海地域的「水上人群」。在演講的開頭,魯西奇老師談到他研究這個課題的兩個思想啟發。一個是陳寅恪先生的〈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提出了「濱海地域」這個概念。另一個是布勞岱爾利用港口、航海路線研究地中海,以及濱下武治以海洋研究東亞。這些研究的視野促成魯老師思考,該用什麼立足點來做海洋研究。既不應當站在北京,從大陸走向海洋的過程,也想別開濱下武志從海洋到陸地。而是站在海灘上,兩面觀察陸地與海洋。因此,開始認真思考濱海地域的界定,是指瀕臨海洋、居住人群之生計與海洋環境有著密切關係,或受海洋環境影響的地區。換言之,立基於自然地理的經濟區域,以海洋有關的生計方式、經濟型態來界定的區域。而魯老師思考濱海地域的目標將指向何處?他試著從王朝國家對濱海地域的政治控制著手,緊接著考慮濱海人群的生計方式與經濟型態。海洋可以提供漁業、鹽業、交通航路這些經濟資源。所以,魯老師先研究了漁戶、鹽戶、艇戶,剩下還有濱海地區的農戶(他們的農業生產仰賴潮汐、灌溉的解決,也屬於濱海地域)。漁戶與艇戶是濱海地域的水上人群,而鹽戶、灶戶、農戶則是海岸上營生的人群。其中不好界定的是海賊,有劫掠水上、陸上的區別。延續這樣的脈絡,這次演講將討論中古時代的白水郎、海螺姑娘、羅福山三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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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臺灣大學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專書出版』工作坊紀要-盧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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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臺灣大學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專書出版』工作坊紀要 盧怡如 /臺大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計畫助理 活動照片鏈結   臺灣大學文學院「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計畫是2011至2015年由本校中文、歷史、日文及人類學系二十三位學者共同合作、執行。為具體呈現五年計畫成果,本計畫邀集二十位計畫學者擬共同出版成果專書,並於2014年9月27日舉辦『臺灣大學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專書出版』工作坊,各篇作者就論文初步構想進行分享與討論。 由於本專書集結日文、中文與歷史三系二十位學者文章,以東亞各地域間的文化、政治及文學等的交流為範疇,如漢詩的傳播與影響,歐洲信仰、文學及軍事對東亞的影響;或是東亞政治、知識、語學及文學的傳播與研究等多樣主題。為使本專書收錄的文章有更深的對話與關注的焦點,並提供計畫學者間的切磋與交流,本計畫於2015年5月13、14日再次舉行專書出版計畫工作坊,邀請各篇作者就專書中論文進行交流與討論。本次工作坊為使討論有更大的效益,規劃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分四組進行報告,為時二個小時;第二階段為綜合討論,為時一小時。以下為專書二十篇論文題目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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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紀實】林慧君,關於中日文前綴詞素「反-」「逆-」等-陳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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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紀實】林慧君,關於中日文前綴詞素「反-」「逆-」等 陳奕帆/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學生   活動照片鏈結 臺大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計畫」,於2015年3月27日週五12:30至14:00,假臺大歷史系會議室,邀請臺大日文系教授林慧君老師,以『關於中日文前綴詞素「反-」「逆-」等』為主題進行演講,並由臺大日文系副教授黃鈺涵老師擔任主持人。 演講一開始,林老師先簡要介紹過去對於「反-」、「逆-」、「對-」、「抗-」等前綴詞素之研究。並強調過往的研究著手方向多為日文單方面、以日文為主的中日對比分析報告、或是用中文對照日文來研究兩者間呈現的對應關係,而今日的演講則主要以漢字本身所潛藏之語言文化屬性來重新整理論述。 林老師率先介紹本次演講主題選定之因,主因為過往執行「跨國界的文化傳釋計畫」時,在對於「反-」此一前綴詞素的數次研究中,發現中、日文的「反-」雖為同形,但其潛藏的語言文化之差異,使得兩者在語義用法及構詞方面上也呈現出有所不同。而另一前綴詞素選擇「逆-」之原因,則是因為漢字「逆-」在中日文語意上也皆具有[與東西、事物相反]或[反對‧對抗]之意,與「反-」形成類義關係,同時也具有類似的語言文化屬性,因此有必要對比分析以釐清彼此之間的相似及相異點。 接著,林老師提及此次研究方法主要從語言文化層面的屬性觀點,採用共時的分析角度,重新整理探討中日文中表示[與東西、事物相反]或[反對‧對抗]之意的「同形」漢字前綴詞素「反-」與「逆-」及其他相關的類義前綴詞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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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論會紀實】黃鈺涵,日語非斷定表現「(し)そうだ」之語用考察-以BCCWJ語料庫為例-曾寶儀

【講論會紀實】黃鈺涵,日語非斷定表現「(し)そうだ」之語用考察-以BCCWJ語料庫為例 曾寶儀 / 臺灣大學日文系學士生 活動照片鏈結 臺大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計畫」,於2014年10月24日12:30至14:00,假臺大歷史系會議室,邀請臺大日文系副教授黃鈺涵老師,以其著作《非断定表現「(し)そうだ」に関する語用論的考察》為主題進行演講;並由臺大日文系教授林立萍老師擔任主持人。 在談話的行為上,為了促進人與人之間圓滑的談話,會考慮人際關係以及談話的語境。而在日語表現中,常會採取一些「緩和」的語言策略,並利用「間接表現」取代「直接表現」,來調整語言的表現形式,也因此常會讓人有語意「曖昧」的感覺,其中,最常見的表現形式就是「句末的非斷定表現」。黃鈺涵副教授過去即鎖定「モダリティ的文末表現」作深入的研究,發現在日語談話的文法表現中存有許多「非斷定表現」,本研究之主題「(し)そうだ」即是其中一種文末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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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2-3「一點水墨,兩處成龍:東亞文化交流的中介與跨界」研究生研習營紀實-鄭雅尹、李志鴻

103.10.2-3「一點水墨,兩處成龍:東亞文化交流的中介與跨界」研究生研習營紀實 104.05.15更新紀實檔案 103年10月2日-3日,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共相與殊相──十六世紀前期東亞文化意象的匯聚、流傳與變異」與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計畫,假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會議室共同舉辦「一點水墨,兩處成龍:東亞文化交流的中介與跨界」研究生研習營,邀請國內外於東亞研究此一領域學有專精的學者專家,冀就相關議題,與年輕學子交流對話,嘗試帶領其進入東亞文化研究的門徑,並拓展學術視野。研習營除40 名左右的學員全程參與,亦有多位師生熱情與會,共同學習、研討。以下為兩天研習營的紀實,分別由鄭雅尹先生(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李志鴻先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撰述 ,歡迎點選參閱,重溫當日學者的精采講授。 103.10.02研習營紀實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鄭雅尹 103.10.03研習營紀實/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李志鴻 104.05.15更新紀實檔案 活動照片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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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實】『臺灣大學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專書出版』工作坊紀實-李孟衡

『臺灣大學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專書出版』工作坊紀實 李孟衡/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近年來,臺灣大學文學院中文、歷史、日文與人類學系教師陸續透過相關計畫,以「東亞文化」為主題進行合作,建立跨系所的學術研究交流。2011至2015年在原有的基礎上再次集結了此四系二十三位學者,共同執行本校文學院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計畫;計畫共同的研究課題是東亞各地域間的文化交流。本計畫的學者包括文學、文獻學、歷史學與語言學研究者,我們不是要轉而從事所謂東亞的研究,而是嘗試從一個新的觀點與立場再次來檢視與展開各自的專業課題。從不同的學科,不同的訓練背景,運用不同的知識理論以探究共同關懷的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與在地詮釋。 在邁入第五年之際,本計畫擬出版專書展示計畫成果;並於2014年9月27日假臺大歷史系會議室辦理『臺灣大學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專書出版』工作坊,邀請計畫學者就出版專書中論文之初步構想進行交流、討論,並為專書的出版方向凝聚共識。 活動照片鏈結 本工作坊一共分為四場,第一場由徐興慶、高嘉謙、曹淑娟、黃鈺涵等四位教授報告。徐教授報告的題目是「東亞視域中的北島雪山、細井廣澤、柳澤淇園的中國學問」。徐教授指出,北島雪山自幼便隨日蓮宗妙永寺住持日収上人修習朱子學,後又赴長崎探求中國學問,並受明朝渡日文化人愈立德影響,先後鑽研陽明學與書法,奠定了德川時代「唐樣書道」的基礎,興起「雪山流」之書風。此外,其又培養出了如日本篆刻先驅細井廣澤與柳澤淇園等弟子,使其書風普及於江戶知識階層。而北島本人在汲取中國學問時,又與其時幕府儒官多有互動。因此,徐教授擬自中日人物學問交流的角度切入,探討北島雪山、細井廣澤與柳澤淇園的學問、書法等對德川社會的影響。 曹淑娟教授報告的是「敕撰三集的池亭書寫」。曹教授指出,平安時期的池亭書寫,既有對當時中國文人書寫的學習,亦有新的開創。舉例而言,平安朝文人與李白、劉禹錫等皆作有〈十詠〉而流傳後世。若仔細觀察,可發現李白的〈十詠〉比較接近對自然山水十景的描寫,劉禹錫則傾向文人園林中的十景。而平安朝文人的〈十詠〉書寫,則較近於劉禹錫。所不同之處在於,在平安朝文人筆下,若題目中有月,詩中必有月,且以之為韻;若題目中有船,詩中必有船,且以之為韻,此係中國文人所無,故為平安時期文人學習後之新創。諸如此類,都十分值得注意、開展進一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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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紀實】余欣,隋唐之際陰陽五行說之義理與實踐-徐鉞

【演講紀實】 講者: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余欣 主題:隋唐之際陰陽五行說之義理與實踐 日期:2014.11.14 地點:臺大歷史系會議室 主辦單位:臺大歷史系、臺大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計畫」 紀實者:徐鉞 / 臺大歷史系碩士生 活動照片連結 演講摘要: 在演講一開始,余欣先生扼要談到近來研究的方向,希望從中國學術的邊緣向中心回歸,從古代那些非常平凡卻對日常生活影響深刻的信仰,延伸到其背後核心理念、以及理論體系的架構與信仰實踐的關係。從這點延伸到陰陽五行的研究,過去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作為哲學史、思想史研究,以及一種新政治史、政治文化史的研究。而余先生則希望探討中古時代的陰陽五行學說,其學術發展脈絡、技藝的進化,以及究竟在哪些場域發揮實際作用、功能,其生成方式。利用寫本為線索,結合考古的材料,瞭解所謂學理的表象如何形成一個結構,存在怎樣的關係。另外,想要透過寫本來討論中古時代知識內容與文本語境,特別是寫本時代知識生成的過程,其傳播、再生產、再重新創造新的結構,如何以寫本為媒介形成。同時,這些信仰、觀念與占卜的實踐,怎麼交織為一種力量的紐帶,這些課題將在接下來的演講一一觸及。 首先,余欣先生從「陰陽五行」觀念的源流談起。儘管確切時間不可考,從考古資料來看,在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M45號墓中發掘出蚌塑龍虎、星象圖案(北斗),而實際上在仰韶文化時期已經具備雛型。至於其真正成型在戰國中晚期,特別是晚期。目前對於鄒衍的理解,只能仰賴《史記》的記載,但仍然保留相當關鍵的史料。透過《史記》不僅可以瞭解鄒衍的方法論,其中談到「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陰陽、祥瑞、還有博物之學實際上都包含在內。余欣先生認為陰陽五行的構建,和祥瑞災異實際上只是一個同體異相的問題。接著,在《漢書‧藝文志》則提到陰陽家與時令之間的關係,反映陰陽五行概念源於上古時序的認知、對時空與人世關係的理解。這點接近陰陽五行的本質──占卜,其實就是尋找一個恰當的空間、時間以做出一個選擇、決定。從這個方面來看,陰陽五行、禎祥變怪的知識──觀念──信仰體系,與早期方術──博物傳統具有譜系性淵源,可視爲統合於博物之學固有基盤之一部分。另外,在《後漢書‧方術列傳》裡面列舉各種方士之術,有些能夠與其他傳世文獻,以及新出土的材料相互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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